2015年4月29日 星期三

小農經濟現代變遷: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(三)

二、    小農經濟的彈性與韌性

本文認為「轉作」是一把鑰匙,幫助我們瞭解小農經濟的現代變遷。緊扣「轉作」這個議題,可以清楚看到小農與商品化以何種方式產生關連。我要將「轉作」同時放在三組脈絡下:台灣農業發展史、東勢產業地方誌和農家生命傳記,在鉅觀與微觀、整體與部分之間來回穿梭,交叉定位台灣水果經濟的歷史意義。因此,這不只是一個針對特定地區產業變遷的研究,更是對於台灣小農經濟現代變遷的探索與叩問。
除此之外,我希望補充由下而上的視角,把小農視為創造歷史的主體而非全然被動的客體,盡可能貼近這些歷史行動者的思維、情緒與呼吸,釐清他們所面對的條件與限制,紀錄他們的成功與失敗。如是,我們將看見結構的變遷,以及奮力過活的小人物們。

(一)水果之鄉的誕生

今天東勢被譽為水果之鄉,人們已經忘記這不過是晚近五十年間的變化。更不記得當初東勢水果經濟猛然崛起,跟一場空前盛大的宗教祭典有關。
東勢位於台中盆地東側,包括兩個地理區塊:大甲溪河階平原以及山地丘陵。作為近山的據點,每一個政權都在這裡設立伐木基地,樟腦業也很發達,灌溉便利的河階平原則是水稻的天下。這一帶緯度適中,氣候宜人,土壤肥沃,每至夜裡風從大雪山吹拂下來,加上河川切割地勢形成日夜溫差,相當適宜果樹生長。但在1960年代以前幾乎沒人意識到這點。在當時的觀念中,種植果樹根本不是合理的選項。
1950年代晚期,在台中青果合作社的鼓勵下,香蕉種植的範圍逐漸從霧峰擴張到東勢一帶的山面。當時是香蕉外銷的黃金時期,恰逢東勢的伐木業和樟腦業步入蕭條,少數大地主砍掉人造林轉作香蕉,起了示範的作用。由於土地價格相對便宜[1],而且香蕉一年就可以收穫,在平地缺乏生存空間的小農紛紛上山開闢蕉園。蕉園成了剩餘資金與過剩勞力的去處,一方面以外銷市場通暢為前提,另方面也是農村危機的結果。值得注意的是,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,即便種植香蕉的收益遠勝於水稻,既有的水田也不會轉作果樹。香蕉種植在山坡上,彼此之間不相排擠。
1966年的建醮法會意外促進了東勢水果的發展,尤其是加速平地稻田轉作果樹。由於連年天災,為祈求風調雨順,整個東勢地區都動員起來,許多農民將稻田貢獻出來搭設醮壇。該年醮典極為盛大,可說空前絕後、熱鬧非凡,人們無不放下手邊的工作,沈浸在盛大節慶的集體歡騰(collective effervescence)之中。此外,地方仕紳還主持了歷史文物的展覽,以及各式農特產品的競賽、展售活動。當時各地剛剛起步的果品,包括梨山的溫帶梨、新社的葡萄、卓蘭的琵琶等等,突然為人所知,其價格、栽種方式、利弊等消息迅速傳播開來。
建醮法會究竟在哪方面改變了農民的思維與心態?如今已不得而知。關鍵是「作醮期間人們的交流,是前所未有的廣泛(劉龍麟等,20109)」。無論如何,法會在農民心中的象徵意義是巨大的,不只揮別了連年災害的陰影,似乎也告別了傳統耕作的心態。農民開始打量彼此的田地,思考其他的可能性。盛大節慶過後,許多農民不將犁平建醮的土地整復為水田,乾脆種起果樹了。
在農村危機的宏觀背景下,東勢農民開始尋找新的出路。水果的收益明顯高於水稻,鄉下地方消息傳得飛快,價格、轉作、技術成為熱門話題,農人互相揶揄、慫恿。七嘴八舌的草根人情網絡起了增溫的效果,他們不只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信心,也獲得許多必要的資訊。
如果沒有建醮法會,東勢農民還是會轉作果樹嗎?可能不會這樣整齊劃一。轉作的風潮席捲東勢,不到十年之間,原本大甲溪河階平原的稻田基本都轉作果樹了。此後數十年間小農更成群結隊向山區擴張,將所有可資利用的坡地改造為果園。這樣一來,無論是平地還是山坡都被果園佔據了,東勢成為名副其實的水果之鄉。
追根究底,如何維持家計還是農家的中心考量。東勢河階平原之所以大規模轉作果樹,首先在於種稻收益太低,不能養家糊口。政府確實鼓勵農民轉作果樹,但他們既不瞭解農民真實而複雜的需求,也從未祭出嚴肅的政策。「我很缺錢,我要很認真找錢,在土裡找錢。[2]」劉大哥坦承。為求養家餬口,農民撇下熟悉的水稻另尋出路。
此外,家庭勞動力的合理分配也是重要考量。水果需求投入勞動力較為瑣碎而分散,因此男主人可以從事其他正職工作,農閒期交由女人與老人打理即可。值得注意的是,至少在東勢,60年代末期大規模水果轉作很大程度上是由兼業農戶帶動的。
此時絕佳的地理氣候條件發揮了作用,很少地區能像東勢適宜種植這麼多種類的水果。香蕉外銷因政治醜聞沒落之後,葡萄、柑橘、梅子、桃子、李子、檸檬、柿子、琵琶、梨子等果品紛紛流行起來,農家根據土地狀況、親友鄰居的經驗、農藥行的推薦、自家勞動力情況和自己的興趣選種水果。從苗種行買來樹苗算起,大約三至五年可以收成。一座果園通常同時種植兩到三種水果,以分散農忙期間的勞動力以及價格崩跌的風險。如果一種水果行情持續走跌,農民可能會逐步汰換成另外一種水果。頻繁轉作成東勢果農的一大特色。
在農村危機的背景下,東勢的水果經濟於1966年的建醮法會之後突然興起了。東勢不是台灣最早大規模種植水果的地區,發展情況卻比許多一向種植香蕉、鳳梨或柑橘等外銷作物的地區興旺。如果說由國家扶持的單一外銷水果生產是一種典型(typical),那麼東勢多樣化的內需水果生產便是另外一種典型,代表60年代以來台灣各地農村新一波草根水果轉作的型態。
就東勢的經驗而言,由台中青果合作社包辦推廣的香蕉無疑起了帶頭的作用,關鍵在於香蕉外銷沒落之後,東勢小農展現了巨大的彈性與韌性,能夠在「群龍無首」的情況下積極轉作多樣化的水果,在內需市場殺出一條血路。

(文/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)

[1] 按照規定,農民可以向國有財產局租用「林班地」,租期長達九年,而且可以優先續約,形同所有。租金以該面積可以收穫之蕃薯市價約一成計算,故稱「蕃薯租」,即便農家實際上不種蕃薯。
[2] 訪談紀錄(141031

2015年4月23日 星期四

小農經濟現代變遷: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(二)

(二)台灣水果經濟的興起

與此同時,台灣水果產值與產量卻急速增長。1960年全台水果產值只有69萬千元,1970年就躍升到358萬千元,10年成長518%;產量則從39萬公噸提升到124萬公噸,成長317%。台灣水果產值始終維持高度增長態勢(除了2000年左右一度遭遇瓶頸),2010年時已經提升到7,096萬千元,50年成長101.56倍。相對於此,2010年台灣稻米產值只有1982年(4957萬千元)最高峰時的61%,產量只有1976年(271萬公噸)最高峰時的43%。
水果經濟之顯著擴張,是小農積極轉作經濟作物的結果。水果產量在1960年到1990年間增長5.9倍,之後只維持穩定。種植面積在1981年到1996年之間成長1.7倍,往後開始衰退。可見尤其在90年代以後,水果總產值之所以可能持續增長,主要是因為農民不斷為商品增值:直接轉作市場價格更高的經濟作物,或增進果品品質以抬高售價。

圖表 2稻米與果品產值比較(1952-2013

圖表 3農耕業產值份額比例(2010年)
統計數據給我們的印象,是台灣水果經濟具有相當活力,否則不可能長達半世紀維持顯著增長。就產值和產量而言,早在1980年代中期,水果已經取代稻米成為台灣農耕業最主要的作物[1]。把同樣高度增長的蔬菜經濟(1960年到2010年之間成長54.8倍)納入視野,情勢更為清楚:2010年稻米、水果和蔬菜佔台灣農耕業總產值的比例,分別是19.92%、46.56%和33.52%。從作物結構的改變,可以看出米糖經濟解體後,台灣農村經歷了劇烈轉作的過程。
不僅如此,台灣水果經濟另一個特色是極具創新能力,果品種類不斷增加。1960年代以前稍具規模的商品化水果,基本上只有香蕉、鳳梨與柑橘三種,而2010年農委會網站長期追蹤價格的主力果品就達45項,相對次要的果品種類更是不計其數。不斷推出市場價格更高的新型作物,是推動水果總產值增長的重要動力。
問題是,這一切是如何可能發生的?政府直到1984年才正式推出稻米轉作計畫,但此前水果產值早已突飛猛進,何況政府從未祭出積極的水果經濟扶持政策。更甚於稻米和蔬菜種植,幾乎沒有現代企業願意投入曠日廢時的果樹栽培,台灣農業高風險、低利潤的特色足以令一切資本卻步。因此,水果經濟的崛起很難歸功於國家政策和企業資本的介入。
若將小農經濟視為一個長期結構,那麼與其說工業化以後小農經濟解體了,不如說它的版圖萎縮了。米糖經濟瓦解後,一些農村走向轉作水果經濟的道路。即便全面捲入商品市場,台灣果農仍是道地的小農:農場面積狹小,仰賴家庭勞力(必要時才雇工),以滿足家庭需求為首要目標。普遍來說,他們絕對稱不上富裕,多數果農仍掙扎於貧窮線上下。
我們不禁感到疑惑:為何在公認的台灣農業蕭條時期,水果經濟卻大大茁壯了?農民為何不乾脆離農而轉作果樹?小農經濟如何可能克服諸多技術難題,實現水果產量、產值的高度增長以及水果種類的大量創新?又是為什麼即便農業技術水平不斷提升,農戶卻始終停留在貧窮水平?

(三)既有觀點的侷限

        面對台灣農村問題,兩種詮釋策略蔚為主流,分別是「現代化理論」(modernization theory)和「依賴理論」(dependency theory)。圍繞著「以農養工」這個基本事實,分別形成兩種不同的農村發展史觀(historical perspective 。有趣的是,兩種史觀實際上共享一個認識:小農經濟恐將消亡於資本主義社會。
        「現代化理論」認為,勞動生產率低落的小農經濟於工業化發展之後相對沒落,幾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根據「以農業培養工業,以工業發展農業」的基本方針,國家致力於提高土地生產力,積極調動農業剩餘挹注工業發展,期待工業發展成果經由「涓滴效應」(tickle-down effect)回饋農業部門(沈宗瀚 1976;黃俊傑 1984;李國鼎等,1987;廖正宏等 1993)。在這個構想中,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可以相輔相成。他們多將注意力集中於農業生產問題,通過農業經濟學方法探討台灣農村的人口、勞動力、土地、生產率、收益比與產銷關係等課題,希望推動台灣農業現代化(張漢裕 1974;于宗先 1975;馬若孟 1979;李登輝 1980;毛育剛 1994)。
由於農村現代化進程受阻,「涓滴效應」沒有發揮作用。在早期著作中,農業現代化被設想為農藥、化肥和機械等現代要素之投入;隨著台灣順利工業化,土地生產率極高的小農卻始終停留在赤貧階段,他們轉而主張農業企業化才是唯一出路(王作榮 1990;張研田 1980)。土地與勞動力是另一個核心議題,最初他們認為土地改革有利於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,後來卻發現土地分割過小阻礙了資本大農場的形成(王作榮 1970;陳武雄 2004)。此外,和美國大規模機械化企業經營雇傭農場相比,隨著台灣工業化發展帶動平均工資提升,始終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的台灣農業工資成本太高,不僅國際競爭力喪失殆盡,連獲取基本利潤都很困難(黃樹仁 2002;陳宇翔 2005)。隨著非農就業機會日益增加,青壯年勞動人口紛紛前往城市,農業逐漸成為夕陽產業。
        「依賴理論」則指出台灣農村之衰敗,實際上是資本與國家聯手剝削農村的結果。早在日治時期,國家便通過各種強制手段掠奪農民剩餘,迫使台灣農村朝資本主義轉化(涂照彥 1999;矢內原忠雄 2002;柯志明 2006)。國民政府不但繼承了這套體制,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(劉進慶 1992;劉志偉等 2002)。繼承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觀點,他們主張農村凋敝不是工業化的結果,而是工業化的前提:國家機器有計畫地剝奪農業剩餘,在達成原始積累的同時造成農村貧窮化,從而將廉價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擠向工業部門(柯志明 1988;陳玉璽 1995;隅谷三喜男 1995)。根據上述觀點,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基本是相剋的道路。「以農養工」的意義轉化了,他們強調國家大肆掠取農業剩餘導致農村貧窮化,小農經濟恐怕於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走向破產。
        雖然小農經濟始終沒有真正瓦解,農民仍在商品經濟的侵襲下苟延殘喘。1974年政府轉而實施「稻米保價收購」的保護性政策後,榨取性政策基本解除了,小農卻又陷入市場產銷結構的剝削(羅桂美 2008)。1984年台灣簽訂《中美食米協定》、2002年加入「世界貿易組織」(WTO)以後,台灣農村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,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、限制國內農業生產補助、規範國內農業生產份額等政策,再一次嚴重打擊了搖搖欲墜的台灣農村(吳音寧 2007;蔡培慧 2009),劇烈的市場競爭導致農村內部產生分化(柯志明、翁仕杰 1993)。由於政府基本已經放棄發展農業,重工輕農的政策導致農村飽受污染、缺水、搶地之苦(張素玢,2014)。在國家與資本的壓迫下,小農經濟瀕於瓦解邊緣。
        今天我們理解台灣農村問題的方式,基本承襲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史觀。有趣的是,兩種史觀卻共享相同的認識:小農經濟恐將消亡於資本主義社會。他們都過於快速地認定小農經濟必消亡於資本主義經濟,難以解釋農村危機後小農經濟仍舊存續的基本事實,更忽視台灣水果經濟崛起的歷史意義,預設小農是沒有技術創新能力的。他們很少正面討論水果、蔬菜和花卉等現金作物的崛起,往往當作次要的、伴生的現象,甚至視為農業企業化的展現。[2]
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農村危機,但面對農村危機之後的複雜發展,未免有些後繼無力。礙於視角上的限制,由於下意識地預設小農經濟不容於資本主義,全面商品化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似乎成了一個悖論,與既有的農村發展史觀產生矛盾。[3]
有形或無形的理論預設強勢介入的結果,遮蔽了許多複雜、迂迴和幽微的社會情節。在小農經濟終將衰亡的聲浪中,水果經濟的重要性被結構性地忽略了。本研究認為,唯有從K. Polanyi2007)的「實體主義」(substantivism)觀點出發,結合切實的田野調查和歷史分析,才能揭開農民大規模轉作背後的迷霧。

(文/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)

[1] 1984年的政府推行的「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」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,稻米耕種面積的政策性衰退,使得水果產值、產量提早凌駕稻米。
[2] 許多研究都注意到統計數據中水果快速增長的基本事實,但都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。吳田泉(1993379-380)發現1954年到1967年之間「果實生產之年平均成長率高達一四・五%,為各項農產品中增產率最快速者」,此後不再關心這個問題,直接將之後的年份劃分為「衰退時期」。廖正宏(199326-27)也發現「農業生產趨向多樣化」,但只表示「由於國民生活水準及國內外需求的提高,所以水果及畜產等愈趨重要」。蔡培慧(2009212-213)感覺到這個問題:「又該如何解釋果樹農家的增幅呢?若是理解台灣的作物分類中,檳榔歸為果樹類,或許就不令人意外了。」她論定:「就結果而言,這是一個轉作失敗的例子。」面對水果經濟高聳的成長曲線,研究者只能在很短的篇幅裡,憑藉過去的理論訓練提出猜測。一些學者抨擊轉作果樹不能解決農民貧窮問題。蕭國和(198747)認為:「園藝業及養殖業者目前正狂飲轉作的苦果,非但無利可圖,且血本無歸。」陳玉璽(1995124)持相同看法:「種經濟作物,需要資本投資和特別技術,而且受政府配額限制,並特別易受生產過剩和農村社區之外勢力操縱市場所傷害。」還有一些聲音斷定這是農業生產企業化的展現。隅谷三喜男(199558)認為:「傳統的米糖生產後退,並轉向種植園藝作物(蔬菜、水果等),〔……〕其大部分是採取企業家的經營型態。」黃樹仁(2002278-279)指出「養殖業與高經濟作物栽培,使業者能在有限的土地裏從事資本密集、技術密集而高利潤的經營」,「他們已擺脫了傳統小農生計農業的意識,全然利潤導向」。唯張素玢(2014)的研究比較完整,提出「『後米糖』時代的農業盤整」概念,敘述了濁水溪平原葡萄、蔬菜和花卉興起的複雜情形,可惜未能進一步分析闡釋。
[3] 此外,三個基本問題貫穿了多數農村研究:第一,無法跳脫「傳統—現代」、「自然經濟—市場經濟」或「封建主義—資本主義」等歷史演進圖式的預設,而將小農經濟理解為前現代/前市場經濟/前資本主義的殘餘範疇,無視小農經濟在現代社會持續存在的合理性;第二,片面根據國家政策的更迭與統計數據的指標來劃分台灣農業史分期,將農村發展簡化為國家政策調動農民的過程,一方面高估了國家政策的實踐能力,另方面掩蓋了農村實質發展的複雜性;第三,下意識地將小農理解為孤立的理性經濟人或被壓迫者,根據幾個理論模型推估農村發展前景,忽略了具有豐富歷史、文化與空間意涵的家庭、社群或社區對農村發展的影響。

2015年4月20日 星期一

小農經濟現代變遷: 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(一)

摘要

        水果經濟之顯著擴張,可謂晚近台灣農村最重要的發展之一,也是理解小農經濟現代變遷的關鍵鑰匙。農藝精湛的果農是台灣農村寶貴的資產,他們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,仍然為島內市場提供豐盛、便宜且多樣的水果。本文試圖以台中東勢為田野場址,融會社會史的視野,追索這個地區轉作果樹的歷程,探究東勢果農如何可能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,實現極高的土地生產力與農業技術創新能力,卻又在市場結構的限制下不斷跌落貧窮線以下。東勢原是伐木重鎮,作物以水稻為主,1960年代大規模轉作果樹以後,轉型成為著名的水果之鄉。這是貧窮驅動的轉作,我稱此為「維生型商品化」。在家庭責任的驅使以及草根人情網絡的支持下,高度兼業化的小農展現出驚人的水果栽培技術學習與創新能力,能夠經常跟隨市場價格轉換作物,極具彈性與韌性。1980年代前後,東勢果農發揮草根的力量克服多項地理與技術的限制,陸續開發出高接梨、甜柿和茂谷柑等「明星作物」,東勢搖身一變為台灣最重要的高經濟作物產區。這是非預期的結果,或說一場「邊緣革命」。然而受制於市場結構的諸多問題,他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,陷入增產與過剩的迴圈,難以克服「沒有發展的增長」困境。即便商品化程度和農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,小農經濟基本仍停留在維生水平,平均每年家庭收入大幅低於非農戶。

一、    前言
水果經濟之顯著擴張,可謂晚近台灣農村最重要的發展之一,也是理解小農經濟現代變遷的關鍵鑰匙。農藝精湛的果農是台灣農村寶貴的資產,他們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,仍為島內市場提供豐盛、便宜且多樣的水果。可是到目前為止,我們對水果經濟所知甚少。在以稻農為敘事中心的農村研究傳統中,轉作經濟作物的果農往往遭到忽略,不是簡單當作傳統農業消逝的標誌,就是存而不論。少數涉及果農或水果經濟的傑出研究,也大多鎖定於技術、社區等議題,未能與宏台灣農村發展史相呼應。這對「水果王國」的美譽來說,無疑是一大諷刺。
從過去的眼光看來,台灣果農是諸多弔詭的結合:在維持小規模家庭耕作的前提下實現了全面商品化,極具生產力與創新能力但收入水平遠遜於非農戶。本文希望瞭解為何在公認的台灣農業蕭條時期,水果經濟卻大大茁壯了?農民為何不乾脆離農而轉作果樹?小農經濟如何可能克服諸多技術難題,實現水果產量、產值的高度增長以及水果種類的大量創新?又是為什麼即便農業技術水平不斷提升,農戶卻始終停留在貧窮水平?
我要深入探訪台中著名的水果之鄉­——東勢,結合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和社會史視野,追索這個地區轉作果樹的實際歷程,並從小農「轉作」(包括從稻米轉作為水果,以及從水果轉作為另一項水果)的生活邏輯切入,具體展示三項「明星作物」(高接梨、甜柿、茂谷柑)崛起與衰弱的命運,探討台灣水果經濟興起的社會意涵與歷史意義,分析果農在當代城鄉產銷結構中的生存處境,弄清楚農村全面商品化的實質意義。儘管這是一個限縮於特定區域與產業的小型研究,但我相信多少能為關心當代台灣乃至中國農村問題的朋友,提供一些靈感。

(一)小農經濟的長期結構與農村危機

今天台灣被譽為「水果王國」,水果的販售與消費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,街上隨處可見琳瑯滿目的水果攤。很少人記得,直到1960年代以前台灣水果的產量還微不足道。扣除政府積極扶持的香蕉、鳳梨和柑橘等少數外銷作物,商品化種植的果品更為稀少。
把小農經濟視為一個「長期結構[1]」,有助於我們把握水果經濟崛起的歷史意義。最晚到18世紀中期,台灣小農經濟已然確立,稻米、甘蔗以及一些雜糧是其主力作物。在人口稠密、耕地有限的基本條件下,台灣農村繼承了中國小農經濟一些容易辨認的特點:第一,農業生產以家庭勞動為主,雇傭勞動為輔(雖不可或缺);第二,在狹小的耕地上實施高度集約耕作,單位面積產量較高;第三,農業生產之外,家庭副業十分發達。(李登輝 1980;吳田泉 1993;劉進慶 1992)還有其他選擇嗎?小農經濟不僅是漢族移民最熟悉的生活方式,而且因為它的確有效。此外,台灣農村始終鑲嵌於大規模長途貿易之中,市場價格的波動深刻影響農民生計,商品化程度不斷提升,但還不到全面商品化的地步(陳孔立1996;黃富三 2009)。
兩百多年來,小農經濟的長期結構頑強地延續著。日本總督府沒有介入小農經濟的生產過程,而是建立了能夠有效剝削剩餘價值的殖民體制(柯志明 2006)。國民政府基本繼承了這一套體制,既有的小農經濟米糖體制更形鞏固了(劉進慶 1992)。雖然國家權力透過農會等組織越來越深入農村肌理,但是他們無意也無能撼動小規模家庭農業生產模式,滿足於直接掠取農業剩餘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。1950年代可說是近三百年來台灣米糖經濟最後的輝煌時期,各方面農業指標都有顯著進步(張漢裕 1974;沈宗瀚 1976;黃俊傑 1984;廖正宏等 1993)。在這段期間,儘管土地生產力和商品化程度不斷提升,小農經濟也沒有朝資本主義農業轉化的跡象。
1960年代爆發了廣泛且深刻的農村危機,永久改變了台灣農村的命運。1963年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,農業與非農收入差距急速擴大,平均農戶所得佔非農戶所得在1958年還有98%,1968年只剩下71%(李登輝 1980237)。農村貧窮化迫使大量人口向城市傾洩,構成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島內人口移動。光是1966年到1976年之間,農業就業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就從45.01%下降到26.71%。從事農業越來越不足以餬口,專業農戶佔總農戶比例在1960年還有49.3%,1980年只剩下9%(高育仁等 199631)。面對劇烈的生存壓力,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米糖經濟體制趨於瓦解(張素玢 2014)。


圖表 1  農業就業人口結構比(1966-2011
可以將大規模離農、貧窮化與兼業化等趨勢,視為1960年代以來台灣農村結構變遷的基礎軸線。到了2010年,農業就業人口只剩總人口的5.24%,農戶收入只有平均收入的78%,其中農業淨收入只佔農戶總所得的21%,因此76%的農戶必須兼業[2]。多數研究即便不認為小農經濟型態是台灣農村衰敗的主因,也承認這是農村進一步發展的障礙(于宗先 1975劉進慶[3] 1992)。據統計,台灣平均農場面積只有1.08公頃,而美國、法國、日本和韓國分別為175.63公頃、41.68公頃、1.56公頃和1.37公頃(黃樹仁 2002235)。
台灣農村遭遇極為嚴苛的生存危機,已是非常明顯的事實。相較於2010年台灣戶均收入107萬元左右而言,一公頃稻米一期實質利潤只有35萬元,一年兩期收益不超過10萬元,生計窘迫可見一斑。在如此惡劣的情勢下,全台稻米收穫面積在1960年到2010年之間,從76萬公頃衰退到25萬公頃。此外,2010年全台甘蔗收穫面積僅剩50年前的8%。在主流印象中,總體經濟成長率貢獻度只有0.03%的台灣農業,已成為夕陽產業。

(文/葉守禮)

[1] 將小農經濟視為一個兼具歷史、社會、文化甚至於地理內涵的「長期結構」(long-term structure),並具體考察這個結構的歷史變遷,有助於開拓新的想像。小農經濟作為Braudel2006730)口中的「日常生活的結構」(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),即「從思維和智慧到日常生活用品和用具,全部包括在內——建立起聯繫或者說秩序」,是人與自然長時間互動的產物,意味著一系列歷史形成的條件與限制,具有綿延和頑固的特性。
[2] 本文引用之農業數據,若無特別註明,均來自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查詢網站。
[3] 值得注意的是,劉進慶(1996328)提出「細零農」的概念,指出他們是「尚無法及於農民階層的農民。〔……〕他們並無法單靠農業生產來維持家庭生活,形成了所謂半無產階級化的『自營農民』」。